《为新中国辩》答诘问－真懂中国经济的毛泽东
——兼论毛泽东的经济理论
作者：田雨
摘要：
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吗？非也！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那么新中国就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就无法解释新中国今天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上，改革开放吃的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饭。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巨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恐怕我们今天就没有资格搞什么改革开放了。当新资产阶级瓜分巨大的国有财产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知道那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创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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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天，我们的社会大力张扬经济建设，自诩为“经济学家”的人很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支招”的人也不少。这些人的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精英”一族。他们并不真懂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但是，他们却肆无忌惮地污蔑和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甚至恶毒污蔑毛泽东，说毛泽东“只搞政治，不懂经济”。
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吗？非也！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那么新中国就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也就无法解释新中国今天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上，改革开放吃的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饭。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巨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恐怕我们今天就没有资格搞什么改革开放了。当新资产阶级瓜分巨大的国有财产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知道那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创造的吗？
彭德怀曾经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主席一人。”
我们也可以说，迄今为止，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经济的也只有毛主席一人。
为什么这样讲？有事实为证。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两个最著名的“宪法”，一个是农业的“八字宪法”；一个是工业的“鞍钢宪法”。这两个“宪法”，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发展。
195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中国农业高速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我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条宪法。”
同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后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
从此开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而且十分流行的口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既巨大又深刻的影响。像这样高度涵盖农业生产，又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指导思想，那些所谓的“精英”，所谓的“经济学家”，能够总结得出来吗？！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发现和总结实践经验的伟人，不仅革命年代如此，建设年代也是这样。农业“八字宪法”，就是毛泽东从中国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八个字，几乎涵盖了农业生产中，最主要、最关键的环节和要件。有一支久唱不衰的歌曲，叫《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唱的就是毛主席关心农业生产的情景，至今我们在农村还经常听到这支歌曲。歌中唱道——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寒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订，丰产的道路细指引。关心社员衣食住，问寒问暖问生产，毛主席就像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引导咱们来办社，人人干劲添十分，大办农业勤发奋，人民公社万年春。

还有一首相近的歌曲，叫《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反映的是毛主席如何关心农民、农村、农业，即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歌中唱道——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好象春雷响四方。毛主席来到咱们村，跟咱们社员来谈心，一问咱们除四害，又问咱亩产有多少斤。毛主席呀关心咱，又问吃来又问穿，家里地里全问遍，还问咱农校办不办。主席的话儿像钟响，说的咱心里亮堂堂，主席对咱微微笑，劳动的热情高万丈，鼓足干劲闹生产，齐心建设咱新农庄。

这两支歌曲，不是文艺工作者坐在大宾馆、大饭店里，侃大山，拍脑袋搞出来的，而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农民的田间地头创作出来的。歌曲唱出了农民兄弟的心声，唱出了农民兄弟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使我们透过歌曲，看到毛泽东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收录了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写的一篇《党内通信》，从这篇通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如何关注的。毛泽东反对“浮夸”、“冒进”，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一起反对“浮夸”和“冒进”。通信这样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农业问题的时刻关心，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才没有产生过像今天这样的“三农”问题。今天的一些所谓“精英”，动辄就把“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扣到毛泽东的头上，甚至把自然灾害造成的问题也算在毛泽东的身上，兴师问罪，口诛笔伐。那么，今天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兄弟是不是应该向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兴师问罪，也来一个“请诛‘精英’，以清君侧”好不好。
现在的“三农”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4年，一本震动中国社会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村调查》，又让那些大谈资本主义私有化“优越性”的所谓“经济学家”们颜面扫地。作者在书的“引言”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因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改革只是让少数人成为受益者，而多数人却为之支付着高昂的代价，那么，这种改革还能算成功吗？所以说，今天应该认真学一学毛泽东当年是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对于现在的领导者大有益处，也使领导者少受一些所谓“精英”者的骗。
这是毛泽东对待农业问题的研究。对待工业，毛泽东依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那个“鞍钢宪法”里面。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鞍钢宪法”确定的不仅是保护劳工的权益，并把这种权利延伸到参加管理。
“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全面质量管理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后来在西欧与日本逐渐得到推广与发展。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丰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欧美的“后福特主义”理论等等，也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当成“圣经”引进来，其不知这些东西，都是“鞍钢宪法”的“出口转内销”。当年一些跑到日本丰田取经的中国人，就被日本人告知：我们的管理模式，都是从你们的“鞍钢宪法”中学来的。
“鞍钢宪法”产生于中国，在西方的现代管理中产生巨大影响，而在中国却被“经济学家”们污蔑得一无是处。当新资产阶级在“精英”的帮闲下蚕食国有经济的时候，工人的死活已经被他们这些“金领”阶级抛到了九霄云外，为自己赚取高额利润，已经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看一看今天各行各业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就知道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对立。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吗？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产生的影响都比较清楚的薄一波，曾经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直到1975年7月10日给毛主席的信还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大气力搞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毛泽东的话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开宗明义，毛泽东又对“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做了阐明：“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的《论是大关系》，既讲经济，又讲政治；既讲建设，又讲革命。把社会主义建设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讲透了。我们现在常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能够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研究透，也许就能够避免今天经济建设当中的种种弊端。而且这些弊端还直接动摇着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讲“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又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讲“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则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能够认真地加以学习研究，就不会发生“撑破肚皮”（搞沿海经济圈），再去顾及“屁股揩油”（西部大开发），最后又想“瘦牛不瘦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果呢？顾此失彼，丢东落西。举一个最让中国人记忆犹新的例子，前几年，大家天天唱“和平歌”，把国防工业唱得濒临破产。最后美国人给你驻南使馆丢一个导弹，又回头组建什么“十大军工集团”。这样深刻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不能不怀疑那些所谓的“精英”、“经济学家”究竟想干什么？
毛泽东在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如果我们注意了这些问题，处理再分配的问题上，就不会有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与工人阶级的严重对立；就不会有“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就不会有“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事情屡屡发生。
毛泽东在讲“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党内外关系，去搞改革开放中的“四个坚持”，那么还会有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吗？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束手无策吗？
毛泽东在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理解和实践毛泽东的这个观点，那么，今天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黄、毒、赌、黑；我们党内那种“全盘西化”的思想，还有市场吗？！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就是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为目标，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前提，调动和利用一起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毛泽东决不容许剪刀差——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剪刀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扼杀掉。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