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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创办的背景
孙中山为什么要创办黄埔军校?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孙中山总结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这使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
赵耀宏、郝琦认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
方义洁、张栋梁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也是促使孙中山创建军校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王宗荣、王素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工作的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孙中山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谈方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韩胜朝认为，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学者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
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陈伙成、王建强认为，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刘翠英指出：“最初考虑把军校设在苏境内，后来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创办军校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谈方指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随后，苏联又应孙中山要求，先后向广州派了几十名顾问。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黄埔军校的发展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帮助。王强指出：“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给了黄埔军校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唐正香认为：“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王强认为，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重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面，王强指出：“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员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招收的前六期学生，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周兴统计，黄埔军校“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
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刘红指出：“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但“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这使学者对黄埔一期又给予了特别关注。赵金康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生源、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入校年龄、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埔一期“学员分布广，利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和取长补短”；学员出身各种家庭，但“以来自农民家庭的学员居多”；“学员所具备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于他们接受新知识”；年龄大多“在19到25岁之间，处在受教育的良好阶段”；“大多数学生无宗教信仰，为三民主义迅速成为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榴则进一步对黄埔一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和特点作了考订和分析，认为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他们“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练，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
黄埔军校曾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摇篮，黄埔出身的国共将士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赵耀宏、郝琦指出：“黄埔军校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也宣传和传播了革命思想，支持和推动了工农运动”。周兴指出：“黄埔师生出身的国共两党将士在东征、北伐和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共同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起建树了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历史丰碑”。
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实践的开端，为人民军队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干部。陈伙成、王建强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兴指出：“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此外，还有众多的黄埔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陈伙成、王建强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约有3000余人，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装起义”，“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为红军和苏区的建设，为白区斗争的开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埔精神的内涵
黄埔军校培育的黄埔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为黄埔精神?卢宁认为：“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陈伙成认为，就是“孙中山倡导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的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后来人们把这些精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蔡宏俊认为：“黄埔精神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武德为基础，以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主体，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思想系统。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武德内涵和独特的武德规范，而且充满着道德悟性和人生智慧。它是一座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思想魅力的精神宝库。王宗荣、王素梅认为：“发扬革命的黄埔精神，深化我国军事文化研究和弘扬黄埔精神，汲取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陈伙成、王建强则通过考察黄埔同学会的历史指出，抗战时期的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团结抗日救国”为职责，新时期的黄埔同学会以“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由此可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党始终不渝地弘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还仅仅局限于1924—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而对此后黄埔军校的发展演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其在各地所办分校更是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将整个黄埔军校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我们还应关注现实的黄埔同学会的研究，将其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一座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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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台海局势紧张，似乎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不妨大胆预言，中国至少有十年不会有战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害怕战争，相反，随着国力、军力的增强，中国有能力将战争的威胁消弥于未起。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注定了中国不会武力崛起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有平和、宽容的气质。古代那些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极度扩张之后，衰弱必定接踵而至。而东方这个疆域广阔的古老帝国存在了数千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这种文明远远超越了西方文明， 如果有一天，中国征服了全世界，靠的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反观现在称霸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他们依靠的是武力和强权，俨然一副黑帮老大的做派，头号强国的文化也必定会在世界范围传播开来，现在美国输出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好莱坞电影，充其量不过是金灿灿的垃圾，躁动不堪的艺术包括观念、行为、绘画，只有爵士和摇滚和美国文学还有点价值。这就是美国的文化，维系美国霸权的另一端，先天性不足的一端。文化的输出事关一个大国的形象，美国的形象便是建立在这种粗糙的文化之上，他虽然称霸世界，人们只是屈服于他一身发达的肌肉。
建国之后，国际环境极其恶劣，战事不断，但是我们的军队打出了军威、国威，在朝鲜和美国一战，解放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美军四十年的情况下，以无畏的勇气，和美国打了个平手，美国自己也承认这是失败。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把中国当成了头号假想敌，美国人不会忘记，美军在亚洲两次耻辱，都面对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武器装备比自己差却总能打败自己的对手。
再看看中国对付美国的手段，美国会找替身，中国也会，现在朝鲜就是这样的角色，美国在中国周边安插两个钉子，东边的日本，西边的印度。中国针锋相对，也为他们在安排了两个对手，巴基斯坦和朝鲜。现在一旦日本想玩，我们的打手小金就会出场，一边是穷嗦嗦的朝鲜，一边是发达的日本，日本还想打吗？
台湾是美国的另一枚棋子，但是这枚棋子又不同于日本，毕竟是血肉同胞，是我中华疆土，因此，大陆对台湾比较宽容，只要不超出底线，还是以礼相待。 |
美国谍报网大举渗透台湾24小时侦搜台湾动向
随着陈水扁加快“台独”步伐，美国方面对台警惕性日渐提高，其情报机构大举对台进行渗透和刺探
轰动一时的台湾“国安局”“美女间谍”与美国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凯泽的“不正当关系”案日前落下帷幕。凯泽被判服刑1年零1天，出狱后还要接受监管。
其实，早在2000年9月，美国就曾出台一份秘密的政府备忘录，要求对台在美的情报活动进行遏制，同时针锋相对地加强对台的情报搜集。而今，由于凯泽案真相的进一步曝光，更促使美国方面对台警惕性提高。其情报机构大举对台进行渗透和刺探。
侦察机、间谍船出没台海
据了解，美国对台的情报刺探，已经形成了包括海、空、天、电和人力情报在内，由多种情报搜集手段组成的综合侦查网络。
台军大演习或者部队调动期间，美国都会由太平洋舰队和驻日、韩美军派出EP-3E、RC-135等战略侦察机对台军进行侦察。比如前年台军进行“汉光”演习时，就因为美军的侦察机出现在演习现场附近，逼得台军只好推迟、甚至取消了包括法国“云母”导弹在内的一些非美国进口武器的演习计划，以避免美国取得技术参数。
而在海上，美国间谍船更是其刺探台湾情报的王牌之一。近年来，每当台海有重大选举、军事演习以及台军进行重大军事试验时，总会有不明身份的船只进入敏感海域，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的间谍船。
卫星24小时侦搜台湾动向
除了在空中和海上对台进行情报刺探外，美国还在敏感时刻使用大量间谍卫星，全天候24小时侦搜台湾动向情况。
据悉，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每6个小时就有1颗美国侦察卫星从台海上空飞越，可为美国军政领导人提供相关动态情报。而每当台军进行重大军事演习时，美国还会将平日在波斯湾、南亚地区上空执行侦查任务的锁眼、曲棍球等先进卫星调整侦查角度，对准台海地区。
美方也非常注重人力情报的搜集。比如在导致台湾原子弹计划胎死腹中的台湾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叛逃案、震惊一时的台湾前“新闻局长”机要秘书案以及“国安局”密账案中，美国情报机构都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各种迹象表明，此次在凯泽没有“入境记录”的情况下，美国情报机构还能掌握其行踪，台“国安局”人士认为，这肯定是美国在台安插的间谍在发挥关键作用。
台紧急清查内部可疑人士
无奈之下，台湾当局也尽其所能对美采取了一些反间谍措施。
据了解，凯泽案之后，台“国安局”就启动了一级应急措施，按照“外防渗透、内防变节”的要求，再次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在“国安局”内部进行“仪器测谎”。这是继张宪义间谍案之后，台湾近20年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针对美在台情报活动进行“忠诚调查”，一时间已经搞得台“国安局”内部人心惶惶。
除加紧清查内部可疑人士外，台“法务部调查局”还根据相关规定，对外籍人士在台活动进行专案列管。据了解，监控的境外机构包括“外国驻台使领馆”、“外国政府驻台机构”及各国际组织。具体而言，是指“美国在台协会”、外籍教授、神父、教师，甚至有外商高级主管与科技事业外籍人士等特定对象，总计近200人左右。
春节贴春联的民俗起于宋代并在明代开始盛行。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有一年除夕，他传旨：“公卿士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初一日太祖微服出巡，看见交相辉映的春联感到十分高兴。当他行至一户人家，见门上没有春联，便问何故。原来主人是个杀猪的，正愁找不到人写春联。朱元璋当即挥笔写下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送给了这户人家。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春联的大力提倡，也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倡，推动了春联的普遍盛行。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一一论述。春联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同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据《梦梁录》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
“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
“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
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漳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商店中均中出售。
楹联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它最初起源于桃符。桃符是我国古代挂在门框上的，画着或刻有避邪图形或字迹的两块桃木板。桃符早在秦汉以前就出现了，当年我国民间每逢过年，就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画着或刻着降鬼大仙“神荼”、“郁垒”桃符的习俗。
那么为什么桃木能避灾驱邪呢？根据我国古代神话《山海经》的记载，远古时代有座山是个鬼的世界，叫鬼域。在这个鬼域门口，有棵大桃树，树冠能覆盖三千里，在树上生活着一只金鸡，负责每天的报晓。每当清晨金鸡啼叫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域。在鬼域的大门两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将它们捉住，用绳子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这样在民间就流传开用降鬼大仙神荼、郁垒和桃木驱邪、避灾的风习。他们用桃木刻成神荼、郁垒的模样，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挂在自家门口，用以避邪防害。这种桃木板被称做“桃符”。
【春联是怎样产生的】
据说五代时的后蜀国国君孟昶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国君，在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他手下的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的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上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下一句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由此开始，桃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开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郁垒”，而且还扩展了桃符的内涵，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这就成了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反映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的盛况。同时，随着门神的出现和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来书写桃符，以往的桃符所肩负的驱邪避灾的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桃符的内容则演化成用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
“春联”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初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喜欢排场热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贴的桃符，就想推广一下。在一年的除夕前他颁布御旨，要求金陵的家家户户都要用红纸写成的春联贴在门框上，来迎接新春。大年初一的早晨，朱元璋微服巡视，挨家挨户察看春联。每当见到写得好的春联，他就非常高兴，赞不绝口。在巡视时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朱元璋很是生气，就询问什么原因，侍从回答说：这是一家从事杀猪和劁猪营生的师傅，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璋就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写完后就继续巡视。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巡视完毕返回宫廷时，又路过这里，见到这个屠户家还没有贴上他写的春联，就问是怎么回事？这家主人很恭敬地回答道：“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书写的，我们高悬在中堂，要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就命令侍从赏给这家三十两银子。由此可见，“春联”的得名和推广，是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颁布御旨才得以在家家户户推广开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联成为一个广泛的概念，出现了很多附属的品类。根据使用的场所，可分为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几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的，就是我们常见的春联；“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就是春联的横披；“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的单幅文字，如在过年时在庭院里贴上“抬头见喜”、“出入平安”、“恭喜发财”之类的文字；“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单扇门或影壁上，春节时大家喜欢倒贴的“福”字，就属于这种“斗斤”。
【我国百姓的春联情结】
如果从秦汉开始计算，我国贴春联的历史已有两千年，那么为什么我国百姓对贴春联一直情有独钟呢？这就涉及到我国百姓传统的思维观念问题。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国人民自古就有个乐观的思维观念，就是寄希望于未来，祈盼未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无论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什么高兴、得意的事，还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总是希望未来的一年过得更好，因此在新春即将到来之时，贴春联恰好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最佳选择。他们借助于春联表达对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欣喜和幸福的心境，或者表达对新的一年的期盼与厚望。在他们的传统的观念里，一年中有个好的开端是最惬意的事，最吉利的事，所以，每到春节就通过贴春联表达自己的美好感受和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盼。同时我国人民过春节很讲究喜庆、吉利、热闹，吃好的，喝好的，穿新衣，放鞭炮，走亲访友等都是喜庆心理的反映，而贴春联恰恰是强化人们的喜庆心理和渲染气氛的一种外在的手段。
春节前是送礼的最高峰时段，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礼品，不管是收礼人家里，还是送礼人的车里。虽然我也很喜欢里面的一些礼品。但是，我仍然认为我的礼品具有特殊性和文化性。
我送的礼品是一个葡萄酒拔真空的工具。其实，就是一个橡胶瓶塞和一个抽气筒。这是德国的产品。
现在很流行喝红葡萄酒，但是很多人不可能一次喝完，而剩下的红酒不可以放到第二天喝，因为红酒隔夜会氧化变质，变得很酸，失去红酒原有的品位和质量。但是内地没有卖保持红酒真空的工具，因此很多人被迫把红酒一次喝完，或者放得变质。 当我把这样一个小工具作为礼品送给收礼的人后，我可以把以上的知识作为一个自我炫耀的小品，增加一些装潢自己的色彩，使得礼品更含有文化和内涵，把最后一点点的商业色彩清洗得干干净净。
反正每年给退休的老人们送去的礼品都不一样，今年就是这样。有了这样的工具，每瓶葡萄酒可以慢慢地在三天内喝完，而酒的质量基本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