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他的野心。野心是他的心智的原动力和他的意志的永恒的实质，它是如此地密切，以致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他对雷代莱说：“我，我没有野心”；接着，他又以其平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说：“或者，要是我有野心，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是如此地天赋予我的，它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象流在我血管里的血和我呼吸的空气一样。”……“……权力是我的主妇；我花了很大气力才得到她，不容她从我这里被夺去，即使有人艳羡她也不行。”--这种野心既是贪之不足的，又是猜忌百出的，它对于那怕只有一个竞争者的想法就会生气，对于只要稍稍加以限制的想法就会感到不快；不管已经获得的权力多么巨大，它还是要求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离开最丰盛的宴席的时候，它仍然没有吃饱……一位同他长期交往过的外交家，在从各方面对他进行观察以后，用这样一句很明确的话来概括他的性格：“他自己认为他是统治世界、并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领导芸芸众生的孤家寡人。”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接近他的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的意志，成为统治的工具……任何独立性，那怕是偶然的、仅仅是可能会有的独立性，都使他不高兴：知识卓越和道德高尚的人，同样如此，而且他会逐渐地把这种人排斥掉；到最后，他只能容忍那些唯唯诺诺、奴隶成性的人在他的周围了，他的那些主要官员要么是象机器一样的人，要么是他的狂热的信仰者……从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大臣弄成职员一般，因为他既掌握统治权，又管理行政事务，而且在每一个行政部门里，他领导琐碎的日常工作同领导全局同样仔细；因此，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只要替他当积极的办事员、不声不响的执行者、听话的和专业性的助手就行了，完全没有无拘束的、坦率的顾问人员。他说过：“要是他们的智能或性格没有某些平凡的地方，我真不知道要他们干什么。”至于那些将军，他自己承认“他只乐于把光荣给那些不配享有这种光荣的人。”不管怎样，他根据他个人的需要，“在任意使他们享有名声和失去名声方面成为唯一的主宰者。”因为一个过分显赫的军人，会变成一个过分重要的人物；必须设法使部下永远顺受约束。在这一方面，军事公报用故意遗漏、伪造、调整等办法提供最好的手段：“于是他可以对某些取得的胜利保持缄默，或者把某一位元帅在战争中的失败改为取得了成功。有时候，一位将军从公报上获悉他采取了他从未来取过的行动，或者发表了他从未发表过的讲话。”如果这位将军对此提出异议，就命令他沉默下来或代之以补偿损失，容许他进行抢劫、征收军用税来发财致富。在成了拥有五十万或一百万法郎地租收入的世袭公爵或亲王以后，就更加不会不保持其恭顺；因为造物主已经采取措施来提防他的被造物了。他说：“这就是我使他们得以独立的人，不过我很懂得怎样把他们找回来，以免他们成为忘思负义的人。”事实上，如果他曾对他们大加赠赐，那只限于从被征服国家里划分出来的地产，他们的财富是同他的财富连结在一起的；此外，为了不让他们出现经济上的稳定情况，他故意鼓励他们--让他们本身和所有他的那些高官显宦尽情挥霍，就以这种方式进而利用他们经济方面的困难来任意驱策这些人……因此，“他细心培植别人的一切不光彩的激情……他欢喜寻找别人的弱点，随即抓住这些弱点：萨瓦里对金钱的渴望，马雷的馅媚的劣根性，康巴塞雷斯的虚荣心和好色，塔列兰的满不在乎的厚颜无耻和放浪不羁的败德弃义，迪罗克的冷酷无常的性格，富歇的雅各宾主义者的缺点，贝蒂埃的“愚蠢”，他都注意到，他欣赏这种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
　　……
　　其他国家的有些元首也有以虐待人民终其一生的；不过，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利益来完成某些可望成功的事业。他们所说的公共福利，并不是他们头脑里的幻觉，并不是由他们的奇思怪想、由他们个人的激情、由他们的野心和自身的虚荣心炮制出来的空洞的诗篇。在他们本身以外和他们的梦幻以外，对他们来说，还有一样真实、坚固和头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国家，亦即一系列团结在一起的、绵延不绝的、世世代代无限地存在下去的社会集体——宏大的组织结构。如果他们让目前的一代人集体，那是为了未来世代的利益，把他们从内战中或从外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他们通常倒象是优秀的外科医师，如果不是出于德行而这样做的话，至少是出于对王朝的感情或由于家族的传统；由父传子，他们具有职业上的自觉，他们的自始至终的目标是让病人获得安全和健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动过度的、难以忍受的和太过冒险的手术……他们竭力着眼于他们本身以外，为他们身后作好推备，使国家即使没有了他们，也将能在欧洲冲突的变动中和未来历史的难于预测的机运中坚强地存在下去，保持住独立、强大并受到尊重。这就是在旧制度下所说的国家的理性；这是历八百年之久在王公会议中普通传诵的一句话……无疑，国家的理性也容忍过和准许过不少不信守诺言，不少暴行，明确地说，不少罪行；不过，从政治方面来说，尤其从对外活动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不断支配下，三十位君主曾为此努力，他们坚定地、持续地……一个省区一个省区地把法国建立了起来……
　　但是，在他们的这位仓促就职的后继者那里，却并没有这一原则；坐在宝座上同在战场上一样，将军、执政或皇帝，他依然是一名凭战功升迁的军官，只关心于他自己的高升。由于教育上的巨大缺陷，由于性格和心智方面的弱点，他不是把自已从属于国家，而是把国家从属于自己；他并不去看看在他自身短暂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将要长久存在下去的民族，因此，他为了目前就牺牲未来，他的事业也就不可能持久。在他身后会有大灾难：他并不在意人们会说出这种可伯的话；更加糟糕的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倒还急切希望大家都这样说。1803年，约瑟夫就曾说过：“我的兄弟希望人们深切感觉到他必须存在，并希望会被认为这一存在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没有他的存在，人们只能在战栗中瞻望未来。他知道，他也感觉到他与其使用暴力或利用对他的感戴来进行统治，还不如利用这种想法来进行统治。要是明天或有那么一天，人们会说：‘现在一切都已经就绪和平静，现在已经有了一位指定的后继者，拿破仑可以死去，将不会有什么麻烦，也不必担心有什么变革了，’那么我的兄弟将不会认为是安全的……这就是他的行事的准则。”④……在枉然虚度的那些年中，他从未想到过怎样使法国在没有了他的情况下存在下去；相反，他以竭力扩大兼并来危害那些原已获得的东西，而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出帝国和皇帝终将同归于尽……
　　……
　　……在1804年到1815年间，他使一百七十万出生于旧疆域内的法国人死亡，在这个数目以外，还得加上大约二百万出生于法国旧疆域以外的人，这些人是以盟友的名义为他牺牲或作为敌人而被他杀害的。--这些热情而盲从的可伶的高卢人两度把保障公共安全委托结他，赢得的却是两次遭到入侵；作为他们的忠诚的代价，留给他们的却是在异乎寻常地流了他们的和别人的血以后，法国成为一个被割掉了共和国所取得的十六个郡的法国，它失去了萨瓦、来因河左岸和比利时，丧失了东北部的一只大角，这是使国界获得完整并保卫它最易在军事上被攻破的那个点的一只大角……更糟的是，法国缩到1789年的边界以内，成了处于所有它的扩大了领土的邻国中间一个最小的国家，受到整个欧洲的猜疑，确定地被那些抱有不信任和仇恨态度的威胁性国家包围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仑的政治业绩，就是运用天才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业绩：在欧洲建立的工程同在法国建立的工程一样，作为他的主宰的和己主义给它们带来了裂痕。从开始时起，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裂痕，已在欧洲这座建筑物上显露出来，十五年后就突然倒场了；在法国的这座建筑物，裂痕虽然不那么明显，然而也是严重的，这要在半个世纪或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才见分晓；不过它的逐渐的、缓慢的后果仍将是有害的，而这种后果又是肯定无疑的。



①马拉戴斯塔家族，意大利十二至十五世纪时的一个强大的家族，以拥护教皇，对抗德国皇帝著称。
②博尔贾家族，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时的著名家族，出身于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政治活动家恺撒·博尔贾等都属于这个家族。
③1809年7月4日--瓦格拉姆战役前数日拿破仑同迪马的谈话，见迪马：《回忆录》，三，第364页。--原注
马蒂尼·迪马（1753-1837），法国将军，伯爵。曾在约瑟夫充当国王的那不勒斯王国任陆军大臣。
④米奥·德·梅利托：《回忆录》，第2卷，第48、152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