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利己主义并不是没有生气的，而是活跃的和到处泛滥的，它和活动及其才能的增长成正比例，随着教育和环境而发展，由于取得成功和无往不能而扩大，终于成为一个怪物，终于在人类社会集团里耸立起一个巨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断贪得无厌地、顽强地扩大包围掠夺物，挫败一切反抗，限制一切谋求独立的活动，在它所强占的无限领域内，不容许有任何生物存在，除非它是这一自我的附属品或工具。--早在他青年时代甚至儿童时代，这种并吞性的性格就已经萌芽了……追溯到他早年在科西嘉岛老家的时候，他就曾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恶作剧的年轻野人，反抗一切约束，丧尽良知：“什么也不能羁束我，我谁也不伯，我打了这一个，我抓伤了那一个，我使人人惧怕我。我的哥哥约瑟夫被我咬过、打过，当他开始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已经先告了他的状。”此后，他将永不厌倦于搞这一套高明的把戏；这种对他极为有用的随时说谎的才能是天生的；后来他长大了，他以此自豪，把它作为争取“政治优势”的征验和手段，并且乐于回想起他的一个叔父曾在他儿童时代顶言他：“由于他习惯于常常说谎，他将会统治这个世界。”
　　请注意这位叔父的话：这句话概括了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地区的人的全部经验；这确是科西嘉岛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教训；由于一种必然的联系，道德精神总是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的确，在整个这一地区和整个这一时代，就是这样的道德精神，因为也只是这样的风俗习惯。在那里，警察是不起作用的，法庭是不存在的，公共事务由能够把持这种事务的人掌握；在那里，私斗成风，既不遭到制止，又极残酷无情，人人得武装起来，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行，伪装、欺骗、下毒手，也同步枪或匕首一样；这就是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情况一样的科西嘉岛的十八世纪的情况。--波拿巴从这里最早感受到的影响，是和博尔贾、马基雅维里所感受到的影响一样的；由此，他身上的这种早期的未臻成熟的思想，随后就将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的基础；由此，这也将被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精神结构及其概念的基础……
　　……如果他尊重正义和法律，那只是口头上的，而且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在他看来，法律是法典里的词句，正义是书本上的词句，而实力则是驾于法律、正义之上的。这种业已如此显著的性格，再度有了掂掂分量的机会，又放打上了相同的烙印，法国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使这个年轻人在儿童时代从科西嘉岛的无政府状态所学得的箴言更加深刻化了；因为从一个正在瓦解中的社会所获得的实际教训，同从一个尚未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获得的教训是相同的。--在很早的时候，他的锐利的眼光，通过理论的虚饰和词句的外表，就已经看透了大革命的真正的底细，这就是，自由的激情占有无上地位，以及少数人控制多数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必须在两个极端之中进行选择；决没有中间性的选择。热月9日以后，最后的帷幕己被撕破，在政治舞台上，放纵和支配的本能，私人的贪婪，已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和人民权利，很明显，那些统治者是一个匪帮，法国是他们的掠获物，他们不顾一切地使用包括刺刀在内的种种手段来保有他们的赃物……--在部队里，尤其在远征意大利的部队里，从领土被解放起，共和主义的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忘我精神，已经让位给自然的欲望和好战的激情。赤脚、敝衣，每天四盎司面包，用的是在市场上绝无行市的信用流通券，军官和士兵首先渴望从穷困中摆脱出来：“在阿尔卑斯山顶峰上想望了三年之后，这些可伶的人终于到达了‘上帝所许给的土地上’，他们要在这儿享受一番。。--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将军和他的部属就已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经过一年的实践以后，这种谅解更完美无缺了。从他们的共同行为里，可以看出道德精神正在失去约束，部队还不那么明确，将军却是一清二楚的；部队约略觉察到，他却看得很明白；如果他推动他的伙伴们去干的话，那是从他们的欲求出发的。他只是于在他们前面而已。在要求立即作出结论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原是宴请所有来宾的一个盛大的笼席，不过，要在那儿吃得好，就得把手伸长些，自己先吃，只把残羹剩饭留给其他的人。……
　　……在拿破仑看来，舰队部队、法国、人类，只是为他而存在的，只是用来为他效劳的……
　　当上了执政，随后又做了皇帝，他就大规模地实行这个理论，而在他手上，经验每天为这一理论提供新的证明。--在他作出第一个执政时，法兰西人就俯首听命了，他们继续如此，象是自然得这样做似的；小百姓如农民和士兵，以无知者的忠诚，上层人物如拥有爵位的人和政府官员，则以拜占庭式的卑屈，匍伏在他的脚下。--在共和主义者方面，丝毫也没有反抗，相反，他正是从这类人中找到了他的最好的统治工具：元老院议员、使节或立法团议员、国家参事、法官和各级行政宫。他在他们的自由、平等的说教后面，立即看清楚了他们的追求权力的本能，他们渴望指挥别人，谋取领导地位，即使在下属之间也这样；此外，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渴求金钱和享乐。在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大臣、郡守、县长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同是那一个人，不过服式不同罢了，原先穿的是短外衣，随后穿上了绣花的外套……--至于1789年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自由主义者，他用一个符合于他们的身份的名词斥之为“空谈家”；换句话说，他们的所得知识是沙龙里的偏见和书房里的空想；“技斐特是一个政治上的笨蛋”，永远“受到人和事的取骗”。--可是在拉斐特和其他一些人身上都有些使人困窘的小节，我要说的是，这些人的已被证明的大公无私，对公众幸福的持续不断的关心，对别人的尊重，良知的主导作用，忠诚，信实，简言之，崇高而纯粹的动机。拿破仑不接受这种同他的理论冲突的东西；在同这类人交谈时，他当面就他们的高尚道德进行争论。他曾突然地对马蒂尼·迪马说：“迪马将军，你不就是曾经信仰过自由的那种傻瓜吗？--是的，陛下，我曾经是，我现在仍然是那种人。--你不是同其他人一样由于有野心才为大革命效劳的吗？--不，陛下，我很不善于考虑个人得失，因为我现在还站在我1790年所站的立场上。--你没有能很好弄清楚你的动机；你不可能同其他人不一样，个人利益是始终在那儿的……”③--……按照拿被仑的意见，人们利用一个人的利已心、恐惧、贪婪、好色、自尊心、竞争心，就可以驾驭人；这就是他在乎静下来的时候进行思考的方式、方法。此外，要使人狂乱并不困难，因为人是富于想象的、轻信的、易受蛊惑的；激发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为他本身及其他一些人制造一种极端虚假的舆评，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位他俯首听命……--这就是拿破仑紫紧抓住不放的主要观念，而且他在这种观念里越陷越深，不管这种观念同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怎样直接的、强烈的矛盾，但怎么也不会使他摆脱出来，不论是英国人的顽强的力量，教皇的始终不变的甜言密语，西班牙人的公开的起义，法国人的沉默的抗争，天主教徒的内心的抵制，还是法国人的逐渐的背离，都改变不了他；因为这种观念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看待别人就象他所需要去看待的那样。